昨夜梦回，老旧的瓦片灶房，依稀中见着一个在灶头忙碌的身影，刷锅，倒油，放菜，翻炒，还不时的转过头吩咐边上的女孩。她梳着一丝不苟的齐耳短发，发质黑黑的，两边用发卡夹着，额头光亮，眼角有着微微细细的皱纹，穿着深蓝色的斜扣旧式外衣，很精神。灶头边的椅子上站着一个八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碎花衣裳，绑着两小辫，扎着水红色的纱布头花，歪着身子，看着，听着，记着，顺带着弯下身往灶膛填柴火，场景似曾相识。哦!原来是阿嬷在灶房教我烧菜。
灶房老灶头，一大一小两口锅，村里的巧匠用石头黄泥铺烟道，砌灶台，做灶膛。烟囱穿过黄土墙耸立在人字形的屋顶上。常用的大锅，担负着煮饭，烧水，烧菜等一切事务，连带着的小锅常年蓄满水，烧大锅的柴火余热会一直温着它，供一家人洗漱，擦身用。早年，没有电灯，冬夜，昏黄的煤油灯光晕染着脚下的那一小片地，灶膛里燃烧的火光却温暖着每一个清冷的夜晚。土墙受常年的烟熏，黝黑的一层，看着很腻，灶头灶面已看不出原来的黄土颜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早午晚三餐饭，手摸，油沾，光光的，滑滑的。想想啊，那应该是岁月赋于它的厚重色彩。
八岁学做饭，个子不及灶头高，小心肝怕怕的，怕火擦擦不出火花。但煮柴火灶，首要条件，是必须先学会用火擦，学会烧火。灶坑里小细木棍，落叶松针，松枝，草木，从来不放空，但最不缺的是松松毛毛干干的芒萁，当然，要看锅里烧得是什么了，阿嬷说，最好是煮汤圆用松针，冬至汤圆圆，扒“秋”做状元。炖汤煮粥焖饭用大柴，省了看火的功夫，火候刚刚好。炒菜用芒萁，旺火快炒。烧火掌灶是一对合作无间的好伙伴，只有火烧得好，饭菜才烧得香。但是，同样的灶，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不同的柴，烧出的饭菜味道却是不同的。
套用父亲的原话，老灶盘得好，烟道做得顺，好引火，不费柴。我最先学会用大锅煮稀饭，阿嬷教我一杯米放一瓢半的水，先刷锅再淘米再装水接着拎铝盖盖上，一气呵成，利落的连自已都怀疑。先把灶膛的灰扒开，填入松针或芒萁，中间架一些小细柴，上面放大的木块，拈一根火柴擦亮，快速的往芒萁上放，慢慢的，火就着了，但是还不能太着急，要耐着性子等，等它燃起，等冒出的火光让灶膛里有了温度，中层的小细柴也就烧起来了，然后就可以借助吹风筒助燃。小孩子嘛，性子急了点，总卯足了劲往里吹，可母亲却说不能用劲，小火怕痒，得憋着气轻轻的往里送，渐渐的大柴火也就烧着了。大火一烧开，烟火不分先后的往烟道上方窜去，屋顶的清风将袅袅的炊烟轻送天际，飘向远方。好似告诉还在地里忙活的人家，到点了，该收工回家做饭了。不多时，火旺了，锅热了，水也开了，稻米的香味随着水汽的蒸腾从铝盖中弥散开来，这时，得用锅铲贴着锅底把米搅开，以防粘锅。不用再填柴了，灶膛里大柴的余温足够把锅里的米汤咕噜咕噜稠了。
老灶头啥都不嫌，灶膛更是我童年时代一个不可缺少的好伙伴，给我们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光彩，它烤过形形色色的东西，有正月的红团，元宵的白粿，冬至的汤圆，母亲炒鸡蛋时丢弃的蛋壳里的蛋清，地窖里的地瓜，芋头，花生……他们进了一番灶膛，回炉重造，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味道，特别是被灶膛里的火苗亲吻过的地瓜，扒开炭黑炭黑的外衣，迫不及待的咬上一口，软糥的口感中带着一丝丝的香甜，泌入心脾，吃的兴起就全然不顾嘴角一圈的黑。因为在还没有学会做饭之前，我的任务是烧火，于是也就有了可以经常接触灶膛满足味蕾的机会。农家最不缺的就是地里出产的这些吃食，父母也就由着我胡闹了。因为常常坐灶边烧火，如今还记得父亲当时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烧火不可把灶膛塞的满满当当，中间架空，让空气流通，这样火才烧得旺。”长大后才明白，这也是一窍通百窍同的做人道理。
90年代，家里起了新房，老灶头光荣的完成了它的使命，和那个大肚子的水缸还有四个门的木橱做伴，留在瓦片灶房;连同阿嬷的猪油拌饭，盐炒饭，锅边糊……也都留在了时光的长河里。
新房里的新灶头，内里是砖头，外表贴着光鲜亮丽的暗红色光滑磁砖，是老灶的豪华升级版。新灶呈L形，巧妙的利用了空间，高度刚好够到母亲的腰，方便拿锅端菜。新灶码了三口锅，母亲站在中间，好似指点江山的将军。厨房就是她的站场，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也少不了她。中间的大锅照旧是主角光环，和大锅并排的小锅有着单独的灶膛，不仅要做好烧菜煮鱼的本份工作，还兼顾着热饭的任务。和大锅共用灶膛的小锅，还是默默无闻的温着水，唯有上面配着的木头盖子，或多或少的，承担着一些平常刀铲碗的摆放工作。
进入电器时代，家里陆陆续续的添了电磁炉，电饭煲，电烧水壶……再也不怕把饭烧焦，尽剩锅巴。不怕烧菜的锅没洗净，烧的开水飘着油花。不怕煮稀饭时溢的灶面都是米汤。再不怕火候掌握不好，把菜烧糊。更不怕没看好火，把灶坑点着。
家里的父母勤俭习惯了，除了在农忙时节为了节省时间会用上电磁炉和电炖锅，闲时，还是更乐意用灶头烧菜。他们觉得屋顶上袅袅的炊烟升起，一个家才有人气和烟火气。而我们过年回家，更乐意和母亲一起呆在灶房里，灶膛火光闪闪，灶上的蒸笼蒸汽团在灶房的顶上，我们围做一起，做红团，做发糕，做馒头。母亲总是一边手上不停地捏着红团皮，一边重复着每年都会说的我们三姐妹的儿时趣事。总说小时，就数我挑食最不好养，吃炝粉要把菜挑出，煮面要吃米粉，煮干的要吃稀的。如今，自己会做饭了，反过来觉得还是母亲烧的饭菜最对我的胃口。
灶房窗外小菜园的韭菜一茬一茬换新，新灶成了老灶头，灶坑里烧火的父亲也成了和阿公一样的老头。那些年天未亮就起床烧水泡茶煮早饭的阿公和手把手教我做菜的阿嬷早已携手离去，而我也不再是那个要站在椅子上才能有力气颠起大勺的女孩，灶房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有正当好的天伦之乐。靠近灶膛的那块红磁砖和灶上的墙面同命相连，变的乌黑黑。推的很顺的玻璃门也卡在某年某月某天的某一瞬间，唯有灶洞里安放的灶王爷年复一年，见证了我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唯有除夕夜灶面上一年比一年丰富的食材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日子的美好。
很多年以后，为人父母的我们站在灶头，才懂得灶膛映衬的火光中母亲微笑的脸是家最初模样， 灶膛里柴火噼噼啪啪的响声是欢迎归家的号角。才明白饭菜是一个人长大以后对家最深的温暖印象，而灶房里父母的絮絮叨叨是一年到头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听到的最为动听的歌谣。
有父母在的灶头柴火饭，那是最好的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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