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安还未摆脱八月的炎热时，我遇到了她，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风和日丽，天高云淡，夏风卷来阵阵炎热，吹拂着我的面庞。
随着“叮铃叮铃”的铃声响起，她走进了教室，站上了讲台，用她那一双睿智的眼神扫视着全班，乌黑的短发显得干练、果断。她着黑色夹克，长裤，白色跑鞋，一看仿佛一位高深不可测的老夫子形象，这些让我顿产疑虑：“不会真的枯燥乏味吧！”可是，现实的丰满度大大超出预期。
开始上课，她拿出两幅图，让我们找出两幅图片中的历史错误，第一幅，宋江玉米地剑指晁盖；第二幅，唐三彩成了供奉之物。我们知道，玉米是16世纪经由海上进入中国，这在几百年前的北宋怎么会出现呢？唐三彩明明是陪葬品，怎么会被供奉起来呢？分析完成，她斩金截铁高声说：“不要看古装剧，编剧大都没文化”，这下可逗笑了我们，真为编剧的可悲而笑，也为我们自己曾一头雾水、满脸呆懵追剧而笑自己太年少。她看见我们这么开心，也自顾笑了起来，露出了我所希望的、久违的、老师的笑。
有时她也很严厉。当用她的那双锐利“鹰眼”逮着一丝出神之意，她便低头蹙眉，双手停止运动，声音压低八度，如一只迅猛的白头海雕一般，瞪眼说道：“那个某某，你要玩疯吗？”她的严厉让人胆怯反而敬畏。
同时她的讲话语速之快，可以与庖丁解牛之速比肩，堪比雷电之快，从她口中流出中华五天年文明与西方专制等知识名词，源源不断送入我的脑海，有时竟因专心记笔记而漏记知识点，课后她也会细心帮我辅导补上。
还记得数次去办公室找她，见她的历史书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黑红分明，一页书就有约六百字的教案备课，案头常常是几本史书，一本教材，外加一杯香茗，淡雅、悠深。问她问题，她总是极其耐心的解释，讲到你真正的明白为止，从不因不懂而生气，总是和蔼，总是笑靥如牡丹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