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词是世间最神圣的字眼，无论何时何地，一提起“母亲”，我的心都不禁一阵阵颤抖。昨日，友人告诉我，母亲节到了，不为母亲写点什么吗？
是啊，我每每有为母亲写点什么的愿望，但每次提笔总是泪水模糊了双眼，思绪乱如奔马。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该为我亲爱的母亲写点什么了：一是四年来，母亲在阴间，儿在人世，俗语云“宁隔千层山，不隔一层土”，我该写点纪念的文字念给她听；二是我已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如果说，在社会上还算有点作为的话，那都应归功于从儿时起母亲的殷殷关爱和言传身教。熟悉我母子二人的亲朋都说，从我身上能看到许多母亲的影子。我不敢夸我自己怎样，但我却不能不称赞母亲，因为我的母亲确实是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女性。
记得从我懂事时起，爸爸就常常对我说“你们母子是一个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慢慢地、深深地理解了父亲此话的含义。母亲怀着我快6个月的时候，在北京景山公园的台阶上一脚蹬空，摔了下去。就是这一跤，使母亲受了内伤，左侧的肾出血不止。母亲被送到当时的中苏友好医院时，苏联医生建议摘除左肾，以防失血过多危及母子生命。父亲赶到后，用颤抖的手在手术签字单上签下了“保大人”的意见。母亲却在上手术台前，一再向医生恳求：“保住我的孩子!”
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母亲的左肾摘除了，血止住了，我也完好无损。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当母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第一眼直接瞥向自己的肚子，用虚弱的声音焦急地问父亲和医生：“孩子怎么样？”当听说孩子安然无恙后，母亲的两眼瞬时溢出了大片的泪花。她将麻木而又僵硬的手颤抖着慢慢放在自己的肚子上，上下来回反复抚摸着，好像在安慰着肚子中的我：让儿受惊了！
我从出生长到记事后，有两件事情至今还常常在眼前晃动。我出生于1958年也就是“大跃进”的年代，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萧条、大饥荒。虽然日子越来越难过，母亲仍能将家里的伙食调理得粗中有细，有干有稀。记得有一次，由于厌食挑食，我将两合面（白面与玉米面）包的菜包子抖落得满桌满地都是。母亲从外屋进来，开始，用惊愕的眼神看着我，紧接着，手忙脚乱地将散落在各处的菜包子残屑收拾到自己的碗里，狼吞虎咽地放进了自己的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当瞥见外屋大锅里的野菜汤和旁边的一个空碗时，我明白了。我扔掉的菜包子，是母亲在困难时期给儿子吃的上等佳肴呀！而她自己吃的是野菜糊糊。我的行为一定伤了母亲的心吧？从那时起，即使是饭菜再不好吃，我也不挑三拣四了，好像一下子就懂事了许多。
还有一次，睡意朦胧中，我睁眼一看，夜深了，母亲还没睡，正在昏暗的灯下，为我一针一线地缝制一件崭新的棉袄。当时已是初冬，屋内已经很冷，可母亲披着的是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已经穿了几十年的夹袄。母亲那时还年轻，正是应该打扮的少妇年龄，她却舍不得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而将新衣连同温暖留给自己的儿子。难怪古人曾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
我上学后，父亲工作仍然很忙，家里数不尽的杂务，尤其是三个孩子的教育重担就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做过多年的语文教师，写得一笔俊秀的毛笔字，写过多篇华美的散文，古典文学知识也很丰富。她不仅手把手地教我识字、练习钢笔字，还教我写毛笔字。更多的时候，是给我讲《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教我背诵唐诗宋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母亲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她循循善诱，教子有方。还在中学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我能写出上万字的政论文章和创作出有些意思的诗词了。我自刻钢板，自办《简报》，在学校小有名气。每次我写的东西，母亲都亲自过目，除了提些修改建议外，她总是勉励我坚持写下去。我现在对古典文学、旧体诗词酷爱不减并时时试笔，都是那时母亲给我打下的良好基础。
人说母亲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我对此深信不疑。母亲是位大方、热诚、热心肠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每逢腊月，蒸了豆包，撒完粘糕，母亲总是跑东家去西家，请亲戚邻居一起品尝。她经常教育我们说，要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多交朋友，不做坏事、恶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乡下的亲戚来串门，每次母亲都热情接待，不仅将家里好吃的一股脑地端上饭桌，临走时，还要给乡下的其他亲戚带些东西。久而久之，在邻里亲戚中，母亲的口碑最好，人缘最佳。母亲赢得的欢迎和尊重，也是她的爱心和奉献所应得的回报。有一次，母亲摸出了几个硬币交给我说：“这点零钱送给‘要饭的’，让他到街上买个烧饼吃。”“要饭的”刚走，她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几分钱，对于咱家可能不算什么，但却能让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吃上一顿饱饭。人要有同情心啊！”母亲让我懂得了做人要厚道，要怜贫惜弱的道理。我长大后，读了《论语》才晓得，母亲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去对人好，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仁爱思想。
母亲还有铮铮侠骨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屋里听到殴打和辱骂声，冲出去保护邻居家的小男孩不被三个野小子欺负，而母亲的右手却在拉架时被划破。母亲一边用纱布包着手，一边对我说：“儿子，人不能欺负人，但也不能被人欺。看见不公，不能冷眼旁观。”母亲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成为我在生活中工作中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
对人对己都一样，受到不公，她不会逆来顺受，总要据理力争。还记得我大姐作为下乡知青的优秀代表被公社推荐上大学，但在张榜的时候却被一位当时革委会负责人的孩子顶替了。我母亲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到高校招生负责人据理力争。但当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革委会手中，一个外地来的招生老师的同情能够起多大作用呢？招生组解散返回学校后，母亲仍抱着一线希望千里迢迢坐火车去该校拜见了那位招生老师。虽然无功而返，但母亲坚持正义、不畏强权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烙印。
我后来能自学考上大学，也是母亲鼓励、鞭策的结果。197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准备不足，没能考上本科，而考上了家乡的一所专科。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坚定鼓励我再复习一年。第二年，我与妹妹一起考上了大学，实现了我们全家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母亲逢人就讲：我的儿女不靠关系，不走后门，靠自己的本事双双考上了大学。四个好儿女，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母亲因我们而自豪，我们也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
我兄妹上大学给母亲带来无比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思念。至今，我还留有她在四年里给我写的几十封书信，那一行行娟秀的字迹，满浸着母亲对儿子的千叮咛万嘱咐还有深深的惦念。每当我放假回乡探亲，第一眼总能看见她眼里满浸着泪花，幸福地微笑着看着儿子的归来。这一个美好的瞬间，是我们母子最幸福最难忘的时刻。现在，我还每每在梦中浮现那当时久别重逢的一个个片段。
母亲是柔弱的，充满爱心的，但同时又是刚强的、理智的。记得父亲被诊断出是肺癌晚期时，对于即将失去一位厮守了半个世纪的老伴来讲，内心是多么的痛苦。我清楚地记得，母亲镇定地对我们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有病医病，没有医不了的病。”但我分明能看到她哭过的还有些红肿的眼眶，以及眼睛里布满着的红红的血丝。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陪着父亲走过了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由于我当时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事务繁忙，不能更多地陪伴父亲。年过六旬的母亲拖着病弱身躯，每天按时为父亲熬药，挑着样的给父亲做些他平时爱吃的饭菜，并一口一口地给父亲喂下去。待我接到电话千里迢迢赶回老家时，父亲的丧事母亲已安排得妥妥当当。看着母亲强忍悲伤的面孔和由于劳累过度而日渐衰老的背影，我的心中油然升起对她的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依恋。母亲的表现使我们较快地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了出来。现在想来，这正是母亲淡化生死的真正用意所在。
父亲过世后，母亲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姐弟怕母亲孤独，商议要给她张罗个老伴。母亲却拒绝说：“我的身体年轻怀你时就做过大手术，这几十年一直很虚弱，再加扶养你们四个孩子，担当起全部的家务，早已遍体是伤了，找个老伴，反而给别人添麻烦。”到了晚年，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母亲的所言所行，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优秀母亲的缩影。
让我一生中最痛心疾首的是没有将死神从母亲身边拉开。2003年夏天，我母亲得了痔疮，便血不止，我立刻把她送进医院医治，谁知，这一痔，使她久治不愈。母亲在手术台上连续做了四次手术，我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母亲在巨痛面前的无畏精神和常人难有的忍耐力。一年后，由于母亲卧床不起，导致肺痊塞再次入院，不得不送到ICU（重症抢救室）割开喉咙抢救。这是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光，虽然她插着管不能说话，但她通过表情能与我交流。我一直以为，母亲在弥留之际，头脑仍然是清醒的。一次，她示意给她一张纸一支笔，当我接过她用极度颤抖的手写下的只有我能辨认出的歪歪斜斜的四个大字时，我的心彻底碎了，那上面竟写着：我要回家！
到今年，母亲已去世整整四年多了。这四年，我老了许多。我知道，一方面是工作的劳累，另一方面是由于母亲过世给我留下的过于剧烈的精神创伤。人说大悲伤身，可能是这个缘故吧！但是，失去这样一位爱憎分明，大慈大悲，任劳任怨，通情达理的母亲，谁会不长久地悲痛呢？在母亲逝世四周年那年，我借苏东坡的“江城子”旧韵，填写了一首“母祭日感怀”的词，在今天母亲节的特殊日子里，我将其引述如下，以表哀思。
江城子·母忌日感怀
生离死别足堪伤，日常思，夜难忘。慈母音容，烙印儿心上。犹记当年诀别日，悲不禁，断人肠。昨宵梦里又还乡，老爹娘，正倚窗。望子归家，涕泪一行行。待到醒来情更苦，天上月，色昏黄。
